敬爱的俞伟超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我们在心底深深地怀念他。

俞先生不仅为中国考古学实践与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中国考古学的未 来进行了极有意义的前瞻与探索。俞先生不仅属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更属于我们中国考 古学的未来。

我们一直在发问，也一直在思考，并且认为，在先生遗留的精神财富中，那种无所畏惧锐意开拓进取创新的精神才是它的核心与精髓，而先生一手策划并指导的班村遗址发掘也正是这种精神的见证与体现。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西方各种学术思潮潮水般涌进国门，60 年代在美国和西方都有较大影响的“新考古学”也随之而来，对我国的社会科学和考古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面对这股潮流和冲击，岿然不动者有之，仿徨与困惑者有之，大声叫好者也有之。 为了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俞先生既没有因“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的到来而陶醉，也没有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找“早已有之”的武器予以排斥，更没有“全 盘西化”，完全接受。先生以进取和创新性格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从国际学术思潮的发展中吸取科学与合理的营养，并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和新境界的机遇。

为此，先生以最大的热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注和审视考古学的目的与方法。

如张承志在访谈基础上撰写的《诗的考古学》¹，《东南文化》委托合肥教育学院张爱冰所作的访谈录《考古学是什么?》 ²,以及先生与张爱冰合著的《考古学新理解论纲》³ 等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些谈话与文章中，他明确提出“研究古代，是为了现代。考古学的目的，是为了今天”。对考古学的方法论，他指出除了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外，还应有科学的文化论。 他还提出了考古学“大文化”的概念，认为“古文化就是物质、精神加上社会的复合体”，考古学研究应该从“社会的、意识的、物质的、技术的”多视角出发，通过揭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去了解和发现人的本质即人类社会演进的逻辑过程。 与此同时，先生还利用各种学术会议、北大考古系的讲台，不遗余力地宣讲西方考古学的新思潮及其对我国的意义。在与广大考古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的谈话中，先生更是不厌其烦地讨论“新考古学”产生的原因背景、理论与方法及其历史命运。

先生的这些思考和言论，在学术界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响，其中也招致了不少的误解和 批评。有的还把它视作“新考古学”在中国的总代表，深怕他误导了中青年一代，贻害了中国考古学。对此，他虽然也感到了“孤独、寂寞、苦闷、仿徨地跋涉人生的艰难”⁴， 但他丝毫没有退缩。为了整个中国考古学界，为了当代和未来，他以自己的坚韧不拔给人们作出了榜样，呼唤人们理性地对待国际上出现的新的学术思潮。

为了让人们更充分全面地了解国外考古学的最新发展与相关动态，先生还自始至终满 腔热情地支持和鼓励由陈星灿、周星、宋新潮、曹兵武等青年考古学者提出的，由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组织的《当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编译工作，并亲自为该书撰写了序言(1990 年12月12日)。

就在这篇序言完成不久，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计划在先生脑海中形成和成熟。

1990年12月20日，先生先后给湖南的裴安平、安徽的张爱冰打电话，请他们到北京商量要事。12月23日是星期日，先生利用中国历史博物馆办公楼的会议室召集了一个小会。 首先，他介绍了想在河南小浪底水库利用抢救性发掘的机会搞一个考古学“试验田”的基本想法，然后引发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

大家对先生的设想都感到非常兴奋。一方面，它意味着在国外新思潮新方法大量涌人的 时候，学界终于有了积极科学的回响;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创举，是中国考古学第一次建 立一个科研基地，并以此来检验中外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

“班村”的发掘也许最后并不完美，因为它受制于各种主客观条件，但它对人类所有的精神创造和财富兼容并蓄的历史态度，却是一种海量的胸怀、一种责任、一种充满勇气的锐意进取。这对一个处在“黄金时代”的学科来说，完全是一种挑战。

班村遗址的发掘除了标志一种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以外，还在于又树立了一个科学求 实的典范。从遗址的正式选点，到规划的制订和论证，再到以后的正式发掘，每一个环节先 生都要亲自过问，严格要求。既希望尽可能较好地理解和吸收国内外成功的经验，又希望还 有所创新和突破。为此，班村的一举一动都要经过周密的论证，它的日日夜夜也好似一个多 学科永不休会的科研论坛。

为了做好遗址的选点工作，先生特委托中科院地质所的周昆叔先生领队，率裴安平、曹 兵武、张广如一行前往河南绳池、新安、孟津三县小浪底库区实地考察。先生之所以委托周昆叔领队，关键就在于希望从新的视角，从环境与文化与人相互关系的视角来认识和考虑不 同遗址的意义。1991年4月30日，周昆叔先生在综合了大家的意见之后，正式递交了《小浪底水库南岸遗址综合研究选点调查报告》，提出了以班村为主要发掘点的意见。

此后，先生又组织裴安平、曹兵武、张广如等开始制订遗址多学科综合发掘与研究的初 步规划。为了让学界更准确更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班村发掘的意义，现将规划中的“指导 思想”与“总体目标”摘录如下：

指导思想：任何古代的聚落遗址都并非是特定时空范围内人类物质文化演进史中一个 承前启后的环节，而首先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具体单位，是这种生活各方面信息及其与环境发 生相互关系的整体。考古学的发掘与研究不能仅限于遗迹遗物的外部形态特征、年代序列与 空间分布，而应立足于“重建”和“复原”古代人类的社会行为，进而探究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为此，尽可能调动一切科学手段与方法，对遗址进行多学科的综合发掘与研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体目标：本项目的总体目标可概括为二个方面。一、探索组织、协调多学科进行考古学的综合发掘与研究的恰当方式，为国内同行提供经验教训。 二、推进对仰韶文化所表达的特定时空范围内人类群体的聚落形态、社会经济的时空特征及其规模的深入研究和认识，并进而推进对仰韶文化时期社会组织结构、意识形态以及人地关系的理解。

1991年7月23日，初步规划成稿。紧接着，先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外宾接待室又专门 邀请了考古学、民族学、地质与环境、生物学等许多学科的专家，对规划初稿进行了专门的讨论，明显收到了开放与集思广益的效果。

1991年10月初，在得到国家文物局大力支持的前提下，班村先期进行了小规模的试 掘，但见文化层即止步。紧接着，10月16日又邀请国内外专家在三门峡市聚会再次讨论、修改总体规划。与此同时，各应邀与自愿参与班村发掘和研究的科研单位也向会议提交了自 己的计划与设想。在讨论的基础上，会议除逐项落实了有关的发掘计划和科研方案外，还组 织中外专家联合考察了班村及附近的杨家遗址，最终将发掘点确定在班村。

一个发掘项目，从先期选点，再到整个发掘规划分层次分学科的反复讨论和修改，中外 专家联合参与，耗时近半年，这在国内是不多见的。虽然它不可能为国内所有的发掘项目所 照搬所效仿，但班村规划制定过程所透出的严谨、科学求实、追求完美的精神却是值得我们 所有考古人永远学习的样板和楷模。尤其是面对近年考古规模日益扩大，部分考古项目发掘 质量逐渐下滑的趋势，呼唤班村精神的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检索，自中国考古学有史以来，至今尚无一个发掘项目拥有班村那样的包容与开放 性。

首先，它有三个组织单位，即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科技大学、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其 次，它对所有有助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敞开大门。在发掘的规划中， 关于这方面也有明确规定。现摘录相关段落如下：

顾问组织与任务：为了确保本项目各种工作都能在有关方面专家的指导下顺利实施，并 能取得较高质量的成果，项目拟邀请考古、人类学、心理、宗教、地质、地貌、气候、土壤、物理、化学、生物、生态、测绘、遥感、统计学等方面的专家组成……顾问组。此外，还拟邀请美国考古学家参与顾问事宜。

发掘队的组织与任务：发掘队由田野考古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二部分人员构成，其 中自然科学工作者至少应包括地学、生物、环境、电脑等方面的专家。

据统计，先后来班村工作和参与研究的国内各方面专家一共有40余人，来自全国各地 14个科研与教学单位；此外，还有来自美国的考古学家3人，他们既参与了班村发掘规划的论证，也中途莅临发掘现场指导。

毫无疑问，这么多各方面专家的到来不仅创下了新中国考古史中众多学科专家参与单 个遗址发掘的纪录，同时也大幅提升了班村科学求实的质量，见证了开放的重要。如果说，班村的发掘在多学科的研究中取得了经验，产生了积极的成果，那首先就应归功于它的完全开放。

除了对各学科的专家以外，班村还对所有自愿来工作的中青年学者伸出了欢迎的双臂。 先生一直是中国考古学中青年学者的天然朋友，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受到年轻一代发自内 心的尊敬和爱戴。这不仅因为他是大家，也因为他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更重要的是先生所 倡导所身体力行的不懈追求与创新的精神，对国内外新生事物的热情支持与从不盲目自傲， 与中青年人希望了解认识更多更新事物的愿望以及不断创新的强烈意识完全一致，不谋而 合。这使先生除自身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外，还与中青年学者为共同的事业，为未来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

实际上，班村的成功也是先生面向全国广大中青年考古学者，并与之结为一体共同追求的典范。

在班村，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不分门派、不分学科、不分学校、不分资历，只要愿意来的，一律吸纳。可以说，班村也是中青年学者的“乐园”。

这里我们不妨将曾参与过班村田野发掘的所有人员的名单公诸如下：

信立祥、曹兵武、张广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张居中(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建新(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张建林、姜捷(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车广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爱冰(安徽合肥教育学院)，刘宇翔(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乔晓勤、李秀国(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曹静波、王永峰(河南省绳池县文管会)，裴安平(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此外，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本科生也曾到工地教学实习。

以上参与名单表明，班村的确是开放的。人们自愿地来到这里，一方面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自觉地参与多学科的发掘；一方面也是来呼吸新鲜空气，感受自由的学术氛围。

张居中在纪念俞先生的文章中曾深情地写道:“参加过班村发掘的考古工作者，无不怀 念那个黄河岸边偏僻的小山村，大家都没有任何功利色彩，一心一意地探讨一些考古发掘与 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⁵。

的确，所有参加班村工作的人高兴而来，难舍而归。除了学术上的收获以外，更感到这 是一块纯洁的学术圣地。我们从心底再次深深地呼唤班村精神，是它捍卫了学术的圣洁与高尚。

今天，班村的发掘早已结束，班村的报告也即将出版，但敬爱的俞先生却离开我们近一 年了。中国考古学将永远铭记他的贡献，全国的考古工作者，尤其是全国的中青年考古学者 更将永远铭记他的教诲。

先生，安息吧！班村锐意进取、科学求实和无私开放的精神永远都是我们前行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