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制法

城背溪遗址T6、T7陶器“里层颜色深、浅不同，多呈炭黑色，并有双层或三层相叠现象，是用泥片贴筑成型的痕迹。个别器物的颈、口部出现泥条盘筑现象”（《城背溪》第41 页）；但桥头的器物外形规整，还出现了细颈高领壶（图 2，45、46），显示泥条盘筑法已经较为普及。

5、器型

（1）外形规整度

城背溪“许多器物表面不平整，整个器形歪斜不正” （《城背溪》第 41 页）；但桥头的器物外形明显规整，左右对称。

（2）釜罐类口沿和器底

城背溪T6、T7陶器中的釜、罐类，口沿明显以卷沿为主，个别的类似卷折沿（图 2，4）； 但桥头的罐不仅以折沿为主，还显示沿面已出现内凹（图 2，35—38）。

此外，城背溪“大部分陶器为圆圜底，底部陶胎较厚”（《城背溪》第 41 页）；但桥头与同时的永康湖西遗址不仅都未见此类报道，而且还以平底器为主。

（3）圈足盘的盘形

城背溪的圈足盘所有盘的外形都是侈口斜弧形的锅底状（图 2，14—16）；但桥头则多见各地早期都不见的敛口圆弧形器壁深腹盘（图 2，30、31、43、44）。

（4）新出现高领细颈壶

桥头遗址出现了高领细颈壶（图 2，45、46），它不仅说明制陶术的进步，泥条盘筑法 技术的掌握已十分娴熟，还说明只有基于这种技术才有可能新出现不同的新的器型和器类。

显然，简单的比较不难发现，桥头遗址无论早晚都比湖北城背溪T6、T7③层要晚。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陶器的特点以外桥头遗址的聚落形态也是一种时代较晚的形态。因 为长江中下游的考古发现表明，桥头遗址发现的围沟属于第二代围沟。

之所以称为围沟，第一，因为它的规模相对濠沟而言还比较小；第二，围沟的开口高度 与聚落居住面持平；第三，围沟无长年积水。其中，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所见彭头山文化 的围沟为第一代围沟，宽约5米，深不足1米，开口就位于居住区边上，海拔高度也相等， 无长年积水，也基本没有防御功能；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皂市下层文化围沟属第二代围沟， 防御功能增加，宽10米有余，深1.2米，但仍无长年积水；湖南澧县城头山所见汤家岗 文化围沟为第三代围沟，防御功能又有增加，宽约15.3米，沟内淤土显示有长年积水14。 桥头遗址的围沟就属于第二代围沟，规模虽比第一代大，宽10至15米，深1.5至2米； 但T1721沟底发现的灰坑（H87），说明它与八十垱围沟底部有墓葬一样都显示没有长年 积水。

还值得注意的是，城背溪T6③也发现了彩陶，T6③:104,为圈足，“圈足上下边沿各涂 一周红彩（红彩泥浆），呈宽带形；圈足中部为白色”（《城背溪》第 58 页）；T6③:110,“涂 灰白陶衣”（《城背溪》第58页）。毫无疑问，城背溪至少有红白二种彩，并已开始配合使用。

正因此，种种迹象表明义乌桥头遗址既不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也不是拥有世界上最早“彩陶文化”的遗址。

四、上山文化的类型学基础研究问题很多

自 2001 年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发掘并发现上山文化以来，浙江考古人不仅至今约20 年来从未在科学刊物上正式发表过一篇专门论述上山文化年代问题的类型学论文；即使唯一 在《浦江上山》发掘报告第272页第八章第二节第三小节“上山文化的领先位置”中有关于 上山文化最早年代的简要论述 （以下简称《报告》）连图带字也不过约3千字，而且还问题很多。

第一，《报告》关于彭头山文化特点的举证全都无根无据。

在《报告》第八章《总论》的“上山文化的领先位置”中，作者重点讨论了上山文化早 于彭头山文化的年代问题。但是，所有关于彭头山文化特点的文字举证除一处具体提到了“城背溪”（第33行）的遗址名以外，其余没有一处注明了资料原本的出处与信息来源。

第二，自认为“彭头山文化的年代跨越上山文化与跨湖桥文化”。

在《报告》第10行，作者说：“彭头山文化的年代跨越上山文化与跨湖桥文化”。

这个观点完全是《报告》作者的一家之言，因为截至目前为止，考古学界没有一个人公 开撰文阐述了这类观点与认识。与此同时，《报告》作者既没有提供持有这种观点的文章出 处和学者名单，自己也从未单独发表过持有这种观点的专门的研究文章。作者在《报告》中 之所以要这样说，主要就是为利用晚期皂市下层文化的资料来证明早期彭头山文化出生很晚 提供的基础。

第三，自认为湘西北鄂西南彭头山文化可以整体分为“四期”。

在《报告》第25行，作者说：“在彭头山文化第四期……”；在第33行，作者又提到了 鄂西南的城背溪遗址，从而表明作者关于彭头山文化的分布地域与时代分期都包括了湘西北 与鄂西南。

这个观点也完全是《报告》作者的一家之言，因为截至目前为止，考古学界只有一个人 将湘西北的彭头山文化分为了四期，还没有人同时将湘西北鄂西南都纳入彭头山文化的范围 并一起分为四期。《报告》的作者从来没有对彭头山文化做过专门的研究，写过有关的文章。 之所以要在没有任何说明的前提下，将湘西北鄂西南都纳入彭头山文化的范围并统一分期， 原因一方面是要将彭头山与皂市下层二个文化都合并成一个文化，另一方面就是借此获得更 多可用来证明彭头山文化很晚的资料和证据，如第33行城背溪资料的运用即如此。

第四，自认为“彭头山文化一期与跨湖桥文化存在衔接的关系”。

在《报告》第41行，作者说：“彭头山文化一期与跨湖桥文化存在衔接的关系”。

这个观点也完全是《报告》作者的一家之言。不仅考古学界没有一个人公开撰文阐述了 这类观点与认识，而且也与《报告》作者自己彭头山文化可分四期（第25行）的观点相抵 触。因为作者的总体想法是“彭头山文化的年代跨越上山文化与跨湖桥文化”（第10行）， 可是作者又说“跨湖桥文化的早期相当于彭头山文化的晚期”（第25、26行），只有“彭头 山文化早期与上山文化中晚期有一定的联系”（第38行）。于是，上山与跨湖桥就成了二个 时代并不相接的文化，因为按《报告》作者的说法，彭头山文化二、三期的存在就表明，在 上山与跨湖桥二个文化之间还存在一个人们尚未发现的巨大的历史空白期和缺口，且时长至 少相当于一个独立的文化时期。于是，彭头山文化神了，变成了不老翁，连跨浙江浦阳江流 域三个文化时期。显然，这种结论的逻辑很不合理。

第五，《报告》图表43的器物图作用不是用来佐证而是用来举证，并将大量晚期文化 的器物当作彭头山文化早期的因素。

为了证明上山文化的起始年代早于彭头山文化，上山遗址的发掘者赋予了《报告》表 43特别的作用，作为这一段文字唯一的器物图，其作用不是用来佐证文字的叙述而是从另 一方面进一步证明文字所述。

此外，在图中作者还将先后差距近2千年属于晚期皂市下层文化晚期的器物，都当作了 彭头山文化早期的器物。在报告第274页的表43《上山、彭头山和跨湖桥陶器对比简表》 中，作者不仅将年代相当彭头山文化晚期的湖北宜都城背溪所出圈足碗（表43，5）；将距 今约 7 千年前后属于皂市下层文化晚期的器物，即湖南临澧胡家屋场所出圈足盘（表43,3）、 石门皀市下层所出折腹圜底缽（表43,11）和纹饰陶片（表 43,6）、岳阳坟山堡所出纹饰陶片（表43,12）等都归属于“彭头山文化一期”，以致这些晚期的器物就占了表 43“彭头山 文化（一期）”总共 12 件标本的 41.66%以上。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因为彭头山与皂市下层二个文化都合并成一个文化了，另一方面就 是有意延后和搅浑彭头山文化早期的年代与文化内涵。然而，这样做的结果适得其反，完全搅乱了作者自己的论证逻辑，一方面致使彭头山文化一期的内涵全部包含了彭头山与皂市下 层二个文化，另一方面还导致整个彭头山文化已没有分四期的必要了，“跨湖桥文化的早期 相当于彭头山文化的晚期”（第25、26行）的说法也不攻自破了。

第六，自认为“彭头山文化夹炭陶的比例较小”。

在《报告》第16行，作者说：“彭头山文化夹炭陶的比例较小”。

这个观点也完全是《报告》作者的一家之言，因为截至目前为止，所有已经发掘并为 学术界公认的彭头山文化遗址，没有一个在已发表的发掘简报和报告中认为“夹炭陶的比例 较小”。与此同时，《报告》作者也没有提供拥有这一特点的遗址和代表。在这里，作者实际 上是在用皂市下层文化的特点来代替彭头山文化的特点。

第七，自认为彭头山文化的“钵形釜”是“跨湖桥文化的流行器种”。

在《报告》第24行，作者说：彭头山文化“有一种钵形釜，却是跨湖桥文化的流行器种”。

这个观点也完全是《报告》作者的一家之言，因为《报告》作者既没有公布彭头山文化 “钵形釜”的器物图，也没有说明这种釜出自哪一期的哪一个地点。

第八，自认为“彭头山文化第四期”的“绳纹陶釜的盘口折沿特征，在跨湖桥文化中大量出现”

在《报告》第25行，作者说：“在彭头山文化的第四期，绳纹陶釜的盘口折沿的特征，在跨湖桥文化中大量出现”。

这个观点也完全是《报告》作者的一家之言，因为“绳纹陶釜的盘口折沿特征”实际上 是晚期皂市下层文化的流行特征。对此，国内没有一个学者认为拥有绳纹盘口釜就属于湘西 北鄂西南大“彭头山文化第四期”，就是“跨湖桥文化早期相当彭头山晚期”的证据。此外， 这一说法也不支持《报告》作者自己的“彭头山文化一期与跨湖桥文化存在衔接的关系”（第 41行）的说法。

第九，自认为“截面呈方形的支座”、方格拍印文、网格刻划纹、戳点纹都证明“彭头 山文化早期与上山文化的中晚期有一定的联系”，“年代也可定在同一阶段”。

在《报告》第29行，作者说：“彭头山文化方格拍印纹、网格刻划纹、戳点纹均见于跨 湖桥文化……反映了跨湖桥文化与彭头山文化的相似性特征”。

这个观点也完全是《报告》作者的一家之言，一方面国内没有一个学者有类似认识和论 述；另一方面也没有提供一张图来说明各种纹饰的外形，尤其是“方格拍印文”，更是不知 其所云为何物；再一方面作者的认识逻辑也很偏颇，自以为凡是相似的因素就只有横向关系 并证明它们是“同一阶段”，但实际上相似因素也可以证明它们之间有早晚关系。对此，作 者并没有说清楚如此取舍的原因。

第十，自认为“城背溪遗址中的圈足盘、浅腹圜底钵、双腹圈足器，与跨湖桥文化同 类器接近”，于是就助于“证明彭头山文化早期与上山文化的中晚期有一定的联系”。

在《报告》第36、37行，作者说：“比较而言，城背溪遗址中的圈足盘、浅腹圜底钵、 双腹圈足器，与跨湖桥文化同类器更为接近。”第38行，作者又说：“以上分析，证明彭头 山文化早期与上山文化的中晚期有一定的联系”。

这个观点也完全是《报告》作者的一家之言，一方面国内没有一个学者有类似认识和论 述；另一方面还有逻辑错误。其一，湖北城背溪遗址实际属于彭头山文化晚期，但《报告》 作者却将其用以证明“彭头山文化早期”。其二，相似的因素既可以证明双方可能同时，也 可以证明双方可能存在渊源关系，但作者并未给出选择原因的说明。

显然，《报告》的论证方法与具体的认识和结论既不规范、正统、实在、科学，还导致 有关的认识和结论错上加错，这充分说明上山文化的最早年代早于彭\头山文化的认识根本 就不成立。

五、碳十四测年数据不能作为考古学文化相对年代的依据

现代田野考古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就因为它拥有考古地层学与器物类型学二大方法论基 础和支柱。因此，无论任何时候它们都是确定遗迹遗物以及考古学文化相对年代的主要依据。 至于碳十四测年法，作为一种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领域中运用，它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 程，因而其测试结果只能作为考古学遗迹遗物以及考古学文化绝对年代认识的一种参考，绝 对不能作为考古遗迹遗物和考古学文化相对年代认识的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20年来，中国考古学的碳十四测年法出现了二个问题。

第一，碳十四测年法开始为古文明定“坐标”。

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一方面它说明碳十四测年法越来越进步，也越来越受到考古研 究人员的重视；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传统类型学在遗迹遗物和考古学文化年代与早晚关系研究 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了。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类型学的研究是考古学的基础研究， 只有基础夯实了，才有考古学的科学性。否则，考古学的科学性将不复存在。今天，之所以 会出现用碳十四测年数据取代类型学研究的趋势，正是考古学基础研究日趋轻浮、衰退的表 现。上山文化之所以被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和彩陶文化，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忽视了最基 本的类型学的研究而偏信了碳十四的年代数据；发掘者之所以近20年来一篇认真进行该文 化有关类型学问题研究的论文都没有，即使《发掘》报告中仅有的简要论述无论方法和结果 也都矛盾和漏洞百出，其目的就是为了向碳十四靠拢。

第二，碳十四数据有越测越早的趋势。

在这方面，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碳十四实验室表现得比较明显。

例证一：湖南皂市下层文化与浙江跨湖桥文化。

就器物类型学的研究而言，这二个文化“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更多的显示可能同 时，因为皂市下层文化对长江下游和淮河中下游地区都有明显的影响。然而，恰好相反，北 大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跨湖桥文化比皂市文化整整早了一千多年。其中，跨湖桥文化第一期最 早距今8200—7800年，皂市下层文化最早距今7200—6920年。

例证二：湖南皂市下层文化与江苏顺山集文化。

就器物类型学的研究而言，这二个文化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充分显示可能同时，因为皂 市下层的文化因素同时出现在跨湖桥文化中，显示对长江下游和淮河中下游地区都有明显的 影响。然而，恰好相反，北大的碳十四测年数据顺山集文化比皂市下层文化也整整早了一千 多年，即顺山集文化距今约8500—8000年。

例证三：湖南彭头山文化与浙江上山文化。

就器物类型学的研究而言，有关研究者的论述和本文的比较显示，彭头山文化明显时 代偏早。然而，恰好相反，北大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上山文化又比彭头山文化整整早了一千多 年。其中，彭头山文化距今约8385—7210，而上山文化最早第一期上限超过距今1万年， 下线距今约9500年。

例证四：湖北宜都城背溪与浙江义乌桥头遗址。

就器物类型学的研究而言，城背溪南区T6、T7③层明显早于浙江义乌桥头遗址。但是， 城背溪T6③兽骨测年仅为6800±80年，达曼表校正为7420±110年；而桥头遗址中期T1 ③层测年为7985±50、8090±45，校正距今9000多年，整整早了1500多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根据专家的论述，这主要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引起的，而且还显示随着这种进步有关年代数据也会越来越准确可靠。然而，对于这种进步的结果，数据的使用者迫切希望数据的测试者，也应该负责地给出一个老旧数据的年代校正法， 从而避免类似上山文化仅片面利用最新碳十四测年数据而忽略了老旧数据应校正的问题；还可以更好地避免轻基础研究而只重测年数据的不良学风，以及借碳十四数据抬高出土遗迹遗物历史价值的不良时风。

结束语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指出：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2020年11月12日—14日，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国内著名大学与科研机构的4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浙江浦江的会议。根据会议的报道，会上没有一个反对者和不同声音，基本认可了浙江上山文化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文化”和“彩陶文化”的认识。

这难道是在践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吗？

显然，这依然是我行我素，并标志着严谨的类型学研究已开始退出历史舞台，而碳十四测年数据已开始引领所有考古遗存年代学研究的新潮。与此同时，这种变化还显示中国考古学距离“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越来越远。

值得人们深思和反省！